真正打败过沙漠之狐的英军将领——奥金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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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金莱克虽然最后也官封元帅,但他在第二次大战时的际遇却不太顺利,因为他像韦维尔一样,是在战争的前半期,充任中东英军总司令。当时的情况极端不利,而政治当局却希望将军像变魔术一样的制造胜利。

当1941年7月接任中东总司令时,奥金莱克发现他的野战兵力一部分在西沙漠中,另一部分还在叙利亚与法国的兵力交战,和在东非对意大利的兵力作战。他的精锐部队在希腊和克里特岛惨败之后,已经组织涣散,疲惫不堪。但是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却催促他立即在西沙漠中发动攻击,不得延误。奥金莱克毅然拒绝,丘吉尔颇不愉快,但也无法勉强。在1941年11月的“十字军”攻势中,新编成的第八军团只在数量上比隆美尔的德意联合非洲装甲兵团略占优势,但其中各单位的训练和战斗经验颇不齐,尤其是含有装甲单位的军,在战术思想、指挥技巧和参谋作业等方面都远非德军的对手。英国制造的坦克在机械方面的可靠性不佳,所装备的炮(以及类似的反坦克炮)缺乏杀伤力。而英国空军也尚未享有12个月以后的那种压倒性空中优势。

到1942年5、6月间,加查拉会战时,第八军团在训练、经验和装备上才开始逐渐与敌人看齐。即令如此,只有新的美制格兰特坦克才能在整体战力上与德国的“三号”坦克相比拟,但那在该军团的战车总数中尚不及1/4。因为一共还只运到112门新的6磅反坦克炮,所以许多单位还是必须使用威力极弱的两磅炮。直到奥金莱克已经离开中东之后,才有新锐的师,300辆舍曼坦克,大量的6磅反坦克炮,以及新型的“祭师”式自行火炮运到,并终于在人力物力上给与第八军团以决定性的优势。

至于英军在专业性方面的差距则始终不曾补起,在奥金莱克及其后任的期间都是如此。1942年7月,奥金莱克在致丘吉尔的一封信中曾明白指出,第八军团还是一支与职业性专家作战的业余军队。蒙哥马利的判断也是一样。奥金莱克在设法改进英军弱点时,他发现真正的问题是“一方面尝试训练一支军队,但同时又要在战场上使用它”。

与韦维尔相同,而与亚历山大不同,奥金莱克不能自由集中一切的资源和注意力,以求在西沙漠中击败隆美尔,而必须同时准备在环绕着整个战区的绵长周界应付其他的危险。在1941年夏天德军征服巴尔干后,颇有继续侵入土耳其的可能;在同年10月及11月,以及从1942年7月以后,苏军在高加索的防线也很可能崩溃,而使中东战区,尤其是重要的波斯湾油田,都暴露在德军可能从北面发动的攻势之下。直到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反攻时,此种威胁才开始逐渐解除。但到此时,奥金莱克早已去职而由亚历山大接替他中东英军总司令的职务。

此外,在1941年12月到1942年3月之间,由于日军征服了不列颠帝国的远东部分,于是也断送了奥金莱克想在第二回合中,把成功的“十字军”攻势送入的黎波里,并使北非战争胜利结束的希望,因为不仅原本用于中东的两师生力军和一批反坦克炮被转运至远东,而奥金莱克也奉命从所部中抽出两师澳军和100辆坦克送往同一目的地。

奥金莱克在心智方面最杰出的特点,是对传统和正统的强烈反对。1940年夏季他在英国南部任军长时,曾写过一封私函给当时的英国陆军副总参谋长:“只要我们始终抓着那些老古董不放手,则我们也就永远不会赢得战争。我敢确信如此。那些蜘蛛网必须立即予以扫除!”奥金莱克之所以在一生中都对传统和惯例感到不屑,是与他所受的母教有关。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具有反权威的革命精神;奥金莱克8岁丧父,所以母教对他的影响也就特别强烈。奥金莱克是一个子民出身的职业军人,而且又是一名印度陆军的军官,对于英国陆军的“上层阶级”而言,几乎是居于一种双层的外围地位,所以自然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格格不入。

奥金莱克不仅反传统,而且也更具有开放的心灵,经常愿意考虑新思想和尝试新方法。当他任团长时(1928至1929年),以及后来出任印度陆军参谋学院的高级教官时,他都曾介绍当时公认为新奇和富想像力的训练方法:用沙盘教授战术和战略课程;和把若干互不关联的“观念”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计划。

对于他的开明思想还另有一个标志,就是他完全没有一般英国人视印度人为“劣等”种族的偏见。英国人一向认为印度部队绝非德军的对手,但奥金莱克从不轻视他们。结果实战经验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在1941年第一次击败德军的英国兵力中,就包括印度部队在内。

从奥金莱克的心灵上来看,在他饱读军事史之后,会对美国内战中的石墙杰克逊及其谢南多厄战役特别重视是毫不足怪,用他自己的话来表示,“其欺敌和机动”对他造成极深刻的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个人经验,更证实了此种对机动战争的偏好是合理的。他说:“整个战役都犯了错误。应设法引诱英国参谋学院的教育还是以西线阵地战的经验为基础,所以奥金莱克在思想方面是大有曲高和寡之感。直到将近20年后,德军闪击战在法兰西和低地国家大获全胜时,奥金莱克才不禁私下感到愉快,因为那对他机动战的信仰无异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新成立的第八军团所拟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代号定为“十字军”,并终于在1941年11月18日发动),在计划作为时也充分表现奥金莱克对新奇路线和机动观念的癖好。最初,他命令当时的第八军团司令——坎宁安研究两个方案:(一)“传统性”的想法,故意进攻阻塞海岸公路的敌军防线,然后再沿着埃及到利比亚的边界向内陆伸展;(二)另一种富有高度雄心的观念,向沙漠中作深入的侧进,以在班加西以南切断隆美尔的交通线为目的。经过详细研究之后,坎宁安和他的幕僚们认为第二条路线在后勤上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战略上也非常危险,因为届时英军的交通线不但十分绵长,而且也暴露在敌军的攻击之下。于是坎宁安提出一项比较温和的建议:让英军的装甲兵力绕着敌人边界防线的南端旋转,然后向西北直驱多布鲁克’,那个孤立的要塞仍在英军坚守之中。他相信隆美尔为了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和维持对多布鲁克的围攻,将被迫接受挑战,在以后的会战牛,英国装甲兵数量优势也就可以击败他。奥金莱克采纳了这种建议,他指出“这种观念就是用迂回行动以迫使敌人离开阵地,并在非他所选择的地区上进行战斗。”

尽管在会战过程中出现了一次重大危机和多次的差错,但基本观念还是大致实现,而且也以艰苦的成功为结束。虽然如此,甚至于坎宁安及其幕僚所拟定的修正案,对于一个如此仓促编成的军团来说,也都是未免雄心过大。

1942年7月的第一次阿拉曼会战更能证明奥金莱克对机动和欺诈的癖好。当时隆美尔正在胜利的高潮上,而奥金莱克却能在他的手中逐渐夺回主动权。奥金莱克不把南非第一师布置在环绕阿拉曼的边线上,而把它分为机动的旅战斗群用在南面的开放沙漠中。当7月1日和2日,隆美尔企图突穿和包围英军时,他立即受到这些机动战斗群的猛烈侧击。此外,在第二天的战斗后,奥金莱克又从阿拉曼的中央和南面撤出两个步兵“盒子”(即静态的防御据点),以使全部兵力得以保持机动和集中。

因为第八军团在过去都只以消极防御为满足,所以他命令立即反攻;指定富有雄心的目标,那完全是德国人的作风,而不像英国人的习惯,即在计划作为时仅以追求有限的目标为满足。但第八军团的部队不是已经疲惫不堪就是毫无经验,所以自然难以适应,于是使奥金莱克受到“不切实际”的批评。尤其是他的参谋长多尔曼史密斯少将也是一位引起争论的人物,所以也就更使他成为众矢之的。

多尔曼史密斯是爱尔兰人,与奥金莱克的夫人有同乡之雅,他具有近似刻薄的机智,和过分活跃的想像力。奥金莱克选择他做参谋长,也正足以表示他对传统思想的反抗。战后,奥金莱克曾说:

“我选择多尔曼史密斯是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个极富思想、充满活力的好头脑,一个新鲜的心灵。”把反攻的目标定为意大利部队,以强迫隆美尔用德军来作前后奔走的援救——这也正是出自多尔曼史密斯的建议。这个计划曾获卓越的成功。到7月16日隆美尔就完全丧失了主动权而被迫采取守势。隆美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敌人正在利用其优势,尤其是步兵方面,来把意大利部队一个接一个地击毁,而德国部队又太弱,以至于无法独立支持。这实在足以令人痛哭。”

虽然奥金莱克还是只能获得一个防御性的胜利,未能使隆美尔的战线完全崩溃,但在整个北非战役中,隆美尔在斗智和斗力两方面,都输给一位英国指挥官,第一次阿拉曼会战是唯一的一次。

1942年7月底,为了防御阿拉曼颈部以对抗德军向尼罗河三角洲突破的尝试,奥金莱克和多尔曼史密斯所拟定的计划也充分显示对欺骗和机动的爱好。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借沿着鲁威沙特山脊和阿兰哈法岭的左侧面,与阿拉曼的正面在地形上所构成的直角,以阻止隆美尔向北直驱海岸。奥金莱克对雷阵和野战工事的防御部署在8月中旬蒙哥马利登场前都已准备就绪,所以也就决定了8月底阿兰哈法会战的基本型态。不过,蒙哥马利所打的是一种控制严密和大体为静态的“不冒险”会战,而奥金莱克的意图却是想沿着鲁威沙特岭和阿兰哈法岭的防线作为一个机动会战的枢轴。

奥金莱克的德国对手——隆美尔本人、其参谋长拜尔林,以及其他将领——对于他的敬佩程度是超过在西沙漠中的其他英国指挥官。诚如拜尔林所说:“在英国居然没有人认清奥金莱克所赢得的奇妙,尽管规模很小的战斗,这实在非常可惜。”因为德国人具有悠久的机动传统,其组织和指挥具有充分的弹性,所以他们对奥金莱克具有亲切感。不过他们也批评奥金莱克多少是有一点不现实,因为英军是一种非常不同的传统、思想、训练的产物,尤其是完全缺乏非洲装甲军团的经验和专业性,所以企图采取“德国式”的计划和作风,自然是不无“画虎不成”之感。

但奥金莱克本人并非不曾认清英德两军在基本性质上的差异。他认识是如此的锐利,所以当他任中东总司令时,他即不断地努力,企图对英国野战部队的组织和战术思想进行彻底的改革。

1941年“十字军”作战的经验,更使他深信有厉行改革的迫切需要。不列颠国协的标准步兵师,就本质而言,实在就是1918年西线师的改良型而已,那是笨重而不便运用,步枪加刺刀的步兵,除非能对他们提供额外的运输车辆,否则就只具有徒步的机动性。为了给予较大的弹性,奥金莱克将它改组为三个自足的旅战斗群,都各自有自己的炮兵、工兵和其他单位。

英国装甲兵更呈现一种特殊问题。德国的装甲师根据波兰和西线战役的经验,是一种由坦克、摩托化步兵和炮兵所组成的平衡兵力;而1941年的英国装甲师则包括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支援群”,其中只有两个营的摩托化步兵和炮兵,这种偏重坦克的结构代表英国在战前的装甲思想,那是受到引以为傲的骑兵冲锋传统的影响,认为会战将由坦克的对抗来决定,而英国坦克兵也不愿意在作战中与其他兵种合作。在“十字军”作战中,面对着德国坦克、反坦克炮、摩托化步兵的密切合作,英国坦克遂受到极为惨重的损失。所以奥金莱克遂决定采取比较接近德国模式的新编制,把装甲师分为两个旅群:一个装甲旅群,三个坦克团中各有一个摩托化步兵营;一个摩托化旅群,每个群都有本身的野战炮、反坦克炮和高射炮。

奥金莱克在1942年初所作的改组,成为以后英国其他改革的模范。所不幸的是当此种改组尚未完成之际,隆美尔在5月间即已在西沙漠中发动攻击。

当第八军团在加查拉战斗中被击败,退到阿拉曼时,英国的装甲兵已经暂时在战场上销声匿迹,在此危机之际,奥金莱克采取“战斗群”的组织,也就引起了莫大的争论。他此时已深信传统的步兵师在机动的沙漠战争中是负债多于资产。诚如他在1942年7月上首相书中所解释的:“所需要的为火炮和装甲,而步兵只要能保护自己和补给组织即可。”所以他决定利用师炮兵,加上永久摩托化步兵,来编成“战斗群”,而把剩余的那些步枪加刺刀的徒步步兵送往后方。

批评他的人指控——甚至于现在仍然如此——他是分裂步兵师和浪费它的战斗力。奥金莱克也毫不示弱,他说:“战斗群的争论”根本上就是胡闹。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无其他方法可想。大部分步兵和炮兵除非位置在不可迂回的工事中,否则根本上就无法和装甲兵对抗。仅到后来的阿拉曼会战中才能够如此。无论如何,隆美尔在所有的会战中,都是使用全兵种的“战斗群”并获得显著的成功。我们可以发现批评奥金莱克的人,绝大多数是具有尊重形式主义的传统英国作风。

尽管如此,这种战斗群始终不过是一种应付1942年7月危机的暂时措施而已。在赢得第一次阿拉曼会战后,奥金莱克即计划对英国的装甲师和步兵师,进行一种永久性和真正彻底的改组。从“十字军”作战起,即已发现第八军团的决定性弱点,是装甲和步兵在战场上不能密切合作。此种弱点实在毫不足怪,因为英国陆军的各兵种本来就缺乏共同的思想和训练,而尤其是彼此间都有目空一切的观感。而德国陆军的各兵种都是同一思想之下接受联合的训练,在战斗时也是如此。奥金莱克为了想医治英国陆军的痼疾,于是主张彻底取消分立的装甲师和步兵师,而另外设立一种新型的“机动”师,那是一种装甲兵和步兵的平衡组合。这样才能使两个兵种,再加上炮兵,可以在同一师长下,接受训练和战斗;换句话说,合作将建立在师的结构之内。

但这种建议立即引起激烈的反对,那都是代表保守主义和既得利益;尤其是奥金莱克手下的装甲兵少将麦克里雷。英国总参谋部认为他是一个装甲“专家”,所以才送他到开罗作为奥金莱克的帮手;但事实上他是骑兵出身,从无在实战中指挥装甲师的经验,于是奥金莱克只好将他免职。等到8月中旬,奥金莱克本人被黜时,麦克里雷反而被派出任他后任(亚历山大将军)的参谋长,所以奥金莱克的建议也就不再有人提了。在10月间的第二次阿拉曼会战时,英国装甲兵和步兵不仅仍然分组成不同的师,甚至更组成完全独立和几乎清一色的军。结果为两个兵种之间缺乏一切重要的合作,而使蒙哥马利的伟大攻势计划化为泡影。

二战后所有北约和华沙公约的陆军都采用装甲步兵的联合编制,那也正是奥金莱克在1942年所建议的形式,由此可以证明他的确具有创造性心灵和过人的远见。作为一个军事改革者和创新者,奥金莱克始终是曲高和寡,不曾获得应有的尊敬。事实上,也许除了斯利姆将军之外,他是第二次大战时英国将领中的第一人。

在逆境中能够坚定不移,个人操守严谨,处事能够以简驭繁。尽管这些素质使他成为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但作为一位战区总司令,却并不能使他左右逢源,官运亨通,他与丘吉尔的关系即可为例证。

当1940年春季,奥金莱克奉命指挥在挪威北部的联军时起,他就开始和丘吉尔发生关系,直到1942年8月中旬,此种关系才告一结束。丘吉尔乐观,缺乏耐性,由于政治理由需要胜利,催促立即发动攻势不准再延迟。奥金莱克则采取现实主义者的观点,爱惜士兵的生命,总是抵抗此种压力,并冷静而详细地指出成功的先决条件,如充分的兵力、装备和时间。他坦白地指出:胜利不可以依赖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强调出他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不过他必须说老实话而不考虑那是否中听。

当他在1941年7月5日就任中东总司令时,他几乎是立即受到那位大首相的压力,要他在一个月之内,或最多两个月,发动一次沙漠攻势。在电信交驰之后,奥金莱克毅然告诉丘吉尔;我必须再度坦承,以我们现有的不适当工具来发动攻势实不合理尸丘吉尔立即把他召回伦敦以便当面威胁他。但无论丘吉尔如何雄辩滔滔、软硬兼施,奥金莱克却用冷静的分析来反驳他。他指出沙漠军团对战斗缺乏准备,所以他坚决拒绝把部队用于不成熟的攻势中。

1942年2月,在隆美尔于“十字军”作战后重返加查拉防线时,奥金莱克与丘吉尔之间又开始发生了意志斗争。尽管丘吉尔拚命地催促,奥金莱克却认为若在6月1日以前发动攻势,结果不仅将会被敌人各个击破,就连埃及也有失守的危险。他需要充分的时间完成对第八军团的改组、再装备和再训练。此外,“十字军”作战也已证明由于英国装甲兵素质居于劣势,所以该军团在坦克方面至少需要3:2的数量优势。此种说法命丘吉尔大为不满。最后英国战时内阁正式在5月间,命令奥金莱克必须在6月1日以前发动攻击。但很碰巧,隆美尔已于5月26日先行发动攻击,于是才使奥金莱克免受违命备责。从加查拉战斗的过程来看,可以显示如果奥金莱克遵从丘吉尔的指示提早发动攻击,则英军所受损失只会更大。

8月初,当第一次阿拉曼会战尚未完全结束之际,丘吉尔又亲赴开罗视察,同时也再度压迫奥金莱克赶紧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不得拖延,当奥金莱克坚决拒绝在9月中旬前采取行动时,也就注定了他个人的命运。但丘吉尔所选择的继任者亚历山大将军,又终于还是成功地拖到了10月中旬才发动攻势。

虽然奥金莱克具有坚强的性格,使他能抵抗丘吉尔的压力,但他却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缺乏那种谄媚和外交手段,所以终于不免丢乌纱帽。任何想跃居高位的将军必须懂得如何应付政客官僚,他那种不妥协的军人现实主义,使他在伦敦的人事关系变得极为不利。

但这种坚强性格却曾两次使会战转败为胜。当“十字军”攻势在1941年11月18日发动后的第5天,第八军团司令坎宁安即认为已经输定了,因为在多布鲁克的装甲战斗中——即全部计划的核心——英国坦克的实力已经减少到只有44辆还能行动,而据估计隆美尔手中大致还有120辆。所以他认为第八军团必须摆脱战斗并向后撤退,才不至于使所有残余的坦克全部被毁,并使埃及不至于受到威胁。奥金莱克从开罗飞往前线,发现坎宁安手下的指挥官和幕僚都赞成继续打下去。凭着他作为大将的特点,那也就是一种专业性的直觉,奥金莱克超越战场上的混乱现象,而感觉到隆美尔本身的情况。他事后回忆说:“我的意见和坎宁安不一样,我想隆美尔很可能和我们一样狼狈,尤其多布鲁克还是不屈服地站在他的后面,所以我命令继续攻击。”

为了便于亲自指挥起见,3天后他撤换了坎宁安,用开罗总部的副参谋长李奇中将来接替。由于奥金莱克的决定性干涉,多布鲁克终于解围。隆美尔被迫撤退,德军损失之重,几乎与一年后的第二次阿拉曼会战时一样惨重,而大英帝国也自德军手中,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首次的胜利。连丘吉尔也说“由于他个人的行动,奥金莱克挽救了这次会战,并证明了他作为野战指挥官的杰出素质。”

1942年7月的第一次阿拉曼会战也同样可以表现他的坚强性格。集合一支打了败仗而又作长距离撤退的兵力,对于领导能力实为—一种超级考验,当大难临头时,奥金莱克毫不退缩,毅然亲自接管指挥权。同时他也表现出高度的智慧,断定隆美尔虽势如破竹,但却已成强弩之末。

第一次阿拉曼会战,为大战中的决定性胜利之一,在最严重的关头上挽救了中东,并替奥金莱克后任所发动的胜利攻势铺路。所以该役对奥金莱克而言,实为他个人最伟大的成就。但美中不足的是仅当他所选择的第八军团司令李奇被隆美尔打得落荒而逃后,他才亲自在阿拉曼指挥第一次生死存亡的决斗。李奇是他在战斗中不得不撤换的第二位军团司令,第一位是在“十字军”作战时的坎宁安。所以是否像那些批评者所说的,奥金莱克是缺乏知人之明?

奥金莱克在1941年8月选择坎宁安为第八军团的首任司令时,不能说是没有理由。因为坎宁安在征服意属东非的战役中,进展神速,表现颇佳,在当时的英国将领中要算是首选。哪知道他的才干有限,在东非对付意大利人固然颇有余裕,但在西沙漠中面对隆美尔那样的强敌,就不免怯场。坎宁安自任职后,就一直缺乏信心,并感到力不从心,而且他个人的健康也发生了问题;所以奥金莱克遂不能不将他撤换。事后看来,坎宁安的任用显然是一个错误,但以当时的资料为根据,奥金莱克的决定至少也还是合理的。

指派李奇接替坎宁安为军团司令本是权宜之计,一方面便于奥金莱克亲自在幕后指挥;另一方面,在那时若升任两位军长中的一位,都足以在指挥系统中造成混乱。但后来英军重返加查拉防线时,对于李奇的地位似乎也就应再予以考虑。尼姆1942年3月,有人私下向奥金莱克提出警告说,李奇的才能和经验绝非隆美尔的对手,而且也不能获得手下两位军长的信赖。奥金莱克却感到非常为难:

第一刚刚在几个月以前,他撤换了第一位军团司令,此时又来撤换第二位,势必会引起批评;第二在表面上,“十字军”作战转败为胜,应该算是李奇的功劳,若予以调职,也显得不公平。

所以李奇遂保留不动。但是奥金莱克对他也很不放心,因此在加查拉会战的前后过程中,奥金莱克总是从后方给与他以详细的指示。但这种方法实在是非常不妥当,并且进一步减弱李奇对所属军长的个人权威,因为他们感觉李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军团司令。

在战斗开始前,丘吉尔也觉得不妥,遂劝奥金莱克亲自接管指挥权。但却为奥金莱克所拒,他的理由是作为战区总司令,他不应过问战术细节。事实上,这又正足以表现他的矛盾心理,因为他实际上早已在开罗过问战术细节。结果在加查拉之战中,英军本有击败隆美尔的机会,但却被隆美尔打得大败。直到英军都已退入埃及境内时,奥金莱克才亲自指挥。所以尽管他终于能反败为胜,但仍应负判断错误的严重责任。

8月3日丘吉尔来到开罗,他内心对奥金莱克的去留早已作了一半以上的决心。因为从他的眼中看来,第一次阿拉曼的惨败抵不过在加查拉的惨败和多布鲁克投降的耻辱。同时因为政治理由,丘吉尔也必须采取行动:一方面师老无功早已引起英国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所以丘吉尔急需一头替罪的羔羊;另一方面,在英美合作的架构中,英国日益屈居下风,丘吉尔为了设法提高他个人对抗罗斯福的威望,非常需要一次纯粹由英军赢得的胜利。由于奥金莱克表示无法尽快地创造这种胜利,于是他在8月5日被免职。

奥金莱克的免职虽不公平,却情有可原,不过丘吉尔和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所发表的言论令人感到遗憾。丘吉尔说:“几乎可以这么说,在阿拉曼(这是指1942年2月的第二次阿拉曼会战而言)之前,我们从未有过胜利。而此后则从未有过失败。”事实上,在奥金莱克指挥下,第八军团曾经两度获得艰苦的胜利。更不公平而毫无历史证据的,是指控奥金莱克在1942年8月已计划撤退到尼罗河三角洲中,此种指控是首先出现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而蒙哥马利也随声附和。此外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不曾提到奥金莱克的防御部署已为阿兰哈法之役奠定胜利基础。以后由于受到奥金莱克的反驳,蒙哥马利回忆录的发行人才正式“更正”那种指控,而蒙哥马利本人在一次无线电访问中,也承认奥金莱克对后来的胜利是有奠定基础的功劳。

奥金莱克去职之后曾经赋闲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奉派出任印度军总司令。但此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对于奥金莱克个人的事业而言,也如此。也许值得一提的还是隆美尔对他的评价。从隆美尔眼中看来,奥金莱克是许多英国将领中唯一具有大将之才的人,他的才干远在蒙哥马利之上。